苍苍 [许光明/个人向]
（这篇文压了挺久的了 一直没放出来 因为觉得矫情不知当发不当发（但是真太喜欢许光明了……（是和《橄榄山下》一起写的 起初是许婷婷第一人称视角 后来发现越来越不对 索性全改了（一发完（慎。
苍苍
一直以来都觉得，将“光明”两个字放在名字里是很好听的。它让人觉得亮，觉得暖，觉得和煦，觉得干净，也觉得诚恳。而许光明，他与自己的名字很契合。
几年前，我在南半球一所高校的某间阶梯教室里第一次碰到他。他显眼，不仅因为他是整间教室里除我以外的第二张亚洲面孔，还因为他的年纪。在一众二十余岁的年轻学生中间，他的确过于年长了一些。
他走进来的时候肩背些微的佝偻，因此很容易让人忽略他的英俊——他总是微微低着点头，刘海放下来，遮住了一半的额头。然后他坐到了我一座之隔的位置，和肤色相近的人坐得近些，这是本能。他看到我看过去，于是点头当作问好，笑一下，眉眼间全是中年男人的腼腆。
那堂课间教授留下一个思考题，要和身边的同学讨论。他一开口我就知道他是中国人。他说，他的英文能读会写，但是听力和口语是真的弱。他不是学生，没有注册，有意来蹭一门arts的课，也不过是想来练练语言。
后来知道，那年他四十一岁，是一个肿瘤发生与干预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带头人，靶向药物研究负责人之一，出国是作为科研人才受邀来这所大学交流指导。在进入那个实验室前，他在中国一所名声显赫的综合大学里做二级教授，手上握着好几个专利。
我和他说，天，你这么年轻就已经是二级教授了，我要磕一个。
父母都在大学工作，我自小在高校里长大，知道他这个年纪和“二级教授”放在一起意味着什么。
他却惶恐，就差要站起来，然后竟露出一个苦笑：“我不年轻了，四十多岁才第一次出国，以前手底下几个博士后都是海归，我已经特别不好意思了。这次出来，只能算是镀金吧。现在的年轻人是一个比一个厉害了。”
没有海外留学经历，却也依然在四十岁上了二级教授，难道不是更厉害？我一时失笑，然后对他说：“二级教授再往上评就是院士了呀。科学家先生，你说你厉不厉害？”
他闻言惊讶，脸上有更深切的惶恐。捕捉到那神情的瞬间，我想，我真喜欢他。
许光明其实算是寡言的人。那个学期间，我们虽然相熟，但谈论的话题大多来自课程本身。直到回国前，我们在同一个候机厅里碰到，发现都在经济舱的座位并不相隔太远，于是不知是谁在登机后主动换了几次座位，得以并排坐着横跨大洋，飞过十一个小时的黑夜直到黎明。我听他讲了些故事。
他从山区里出来，是村里第一个重点高中生，镇子上的第一个重本生，然后保硕士，念博士，彻底离开乡村土地，户口迁到城市，变身高级知识分子。他娶了漂亮的妻子，有了可爱的女儿，有房有车，一点一点在城里建立与人生的前十八年截然不同的生活。从村里父母的眼光看来，一个乡下人能在城里活得这样体面，是天大的骄傲。然后是日夜隐忍积累的矛盾爆发，离婚离散，长辈病逝，一个家，人去楼空。
无非是家长里短，无非是信任托付的连结的断裂。如此种种我也曾亲眼目睹，亲身体尝，知道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被打碎后会有怎样的形态。可我在他的身上看不到恨，看不到厌。重压之下他几乎已经喘不过气来，从指缝间渗出来的却依然只有他对自己的悔，还有绵绵无绝的悲伤和想念。
这是很普通很真实的故事。即便传奇能让人惊喜，可也只有真实才会动人。离合悲喜，生活多艰，谁都是用力挣扎在江河洪流里的一粟。再加上夜行航班的机舱昏暗，他被笼在一束阅读灯里，明暗交错间，他侧脸线条的峰峦起伏非常清晰，有时显得锋利，大多时候却显得温和。这些已经足以让我沉沦。
他从皮夹里翻出他女儿六岁时的照片给我看，才说了几句话，突然又红了眼眶。他定了定神，低低道，她今年十六岁了，他没有她现在的照片。声音又轻又哑，仿佛被叹息里的气流吞噬。
他个子高，在经济舱狭小的座位里，坐得几乎蜷了起来。我一时走神，搭着腿的毯子落到地上。我弯腰去捞，起身的瞬间扫到他游离目光后瞳孔里的潮湿，又很快被他头发里的零星白色蜇得恍惚，心脏突然皱起一片。隐约间，我觉得那大概是疼惜。
那是我人生二十一年来第一次对一个男人有这样的感觉，体验很新鲜，但是很难过。
然后我就想，我爱他。
毕业回国后，我在一家文化公司工作。公司做访谈，做沙龙，做杂志，做文创，做书店，也做café。我在三楼办公赚到的工资，通常在下午五点下班后，转手就在一楼花掉，三明治，咖啡，还有书。楼上落了锁，楼下的书店和café一直营业至午夜。
有一次我在晚上十一点多离开书店，迎面撞见淋着雨过来买咖啡的许光明，这才知道他的实验室离这里很近。
回国后我忙着找工作，他很快接手新的项目，两周来的联系远不如在南半球的时候频繁。
我仗着员工折扣和买十送一换了他一杯venti热美式，还有一个三明治。屋外那场几分钟前突然下起来的雨，雨点渐大渐密，我朝他晃晃手里的伞，说送他回去。
我们这样熟悉，他却还是下意识地惶恐拒绝。我指着他手里的纸杯纸袋，又冲着外面的雨耸耸肩，他就笑了。
他比我高了不少，我们走进雨里，他替我撑伞，我替他拿着咖啡和三明治，倒像是他护着我一路去的实验室。那是一月初，刚过了元旦没几天，白天坐在办公室里无知无觉，夜里走到室外被裹挟雨水的冷风一吹，我才发现自己穿得少了。冷颤使我有了半秒钟的停顿。
许光明正说着他的新项目，上半句话音才落，马上又接了一句：“冷吧？到这边来。”
这下他没有丝毫的踌躇或犹豫，直接伸手揽了一下我的肩膀，先走上人行道，再换到了迎着风的那一面。我下意识抬头看他，捕捉到一片夜色中他眼底微弱闪烁的光，顿时明白了他在我身上看到的是谁的影子。
我比他的女儿大不了几岁。也许一直以来他都是这么想的，但这没关系。
他生活里的缺失是女儿，也知道我生活里的缺失是父亲，所以他依此给我关照。我对他的关照有回应，虽然起点不相类似，但好在，情感本身到了最终，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殊途同归。
我们之间的最后一层生疏与客气慢慢在他的实验室和我公司之间的那条路上消磨殆尽。
知道他心脏不好的时候，我直接扔掉了他才叫我帮他带去的咖啡；他知道我又拒绝了一个男生的表白时，再一次把他手底下条件不错的学生的照片发给我。他见过我工作失意在街上晃得魂不守舍的样子，我也见过他喝闷酒喝到不省人事的样子。将最大的狼狈和疲惫展露给彼此之后，好像就没有什么话是不能说的了。
他在实验室里倒下的那天是江南入梅的第一天，我起初没觉得他的病情有多严重，只当是和之前每次入院的情形相似。我一直到下了班，去超市挑了两袋水果才去的医院。
他见到我，开口说的第一句竟然是，他想见见他的女儿。
我用了三分钟才真正意识到他讲的是什么，然后努力平静下来，才开口问他，许婷婷在哪儿呢？
他摇摇头，费力笑了一下，说，多伦多。十几年前，许婷婷就跟着她妈妈和继父移民去了加拿大。
他的鬓发已经全白了，声音里都是苦涩，那年从南至北十一个小时的夜行飞机上，那些在他脸上接收到的，令我都自难承受的哀伤和想念又一次填满了眼角的沟壑。他呼吸潮湿，可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安慰到他。
许光明的前妻和女儿拿的是加拿大护照，他病危的消息送去得太突然，他们回国的签证即便加了急也根本来不及。
他最后的那几天，我请了假坐在他的病房里，医生护士来来往往的，和他说“你女儿真好”，他就弯着眼睛点头，淌了一脸的温柔，从不否认。可我太熟悉他了，所以能轻而易举地看见，那一双瞳孔深处的波澜起伏里，分明既有暖意又有凄凉。
有一次他白天睡得太久，晚上就失眠了。我们在深夜里有一句没一句地说话，意外讲到了光明。
我和他说，“光明”做名字很好听。
他听了就摇头，他说他爸妈乡下人没文化，那会儿大家取名字都土里吧唧的。
我告诉他，你不知道我有多喜欢这个名字。
他轻轻笑了一声，仿佛对我的说辞嗤之以鼻：“你既然喜欢这两个字，那这么多年一直叫我许老师许教授的，又是干嘛呢？”
然后我就哭了。是他这次住院以来我第一次哭。
“傻姑娘。”他说。他像是想要抬手来擦我的眼泪，却最终只是拍了拍我搁在床单上的手。他的手背上正在输液，透明塑料管有些颤颤巍巍的。于是我突然觉得，他或许一直都是知道的。
许光明离开的时候是深夜，没有光明。那是梅雨季节里的江南，到处都是湿漉漉的。屋外有闪电亮了亮，一阵雷过去，就是一片雨下来。搅扰了当有的寂静。
听到病房里心电直线的瞬间，我摁亮了手机屏幕想看个时间，却看到锁屏界面上弹出来一个音乐软件的广告推送，简简单单一行字：“我想做个能在你的葬礼上描述你一生的人。”
时间仿佛有停顿。我从一场坍塌中短暂地抽离，这句话在我的胸口滚过几遍，情绪仿佛潮水，汹涌而至。我以为我做好了准备，可它的到来，比我想象中疼痛得多。
曾经也是想过很多。比如他和我面对面说着自己的家庭过往，谈着工作理想和生活琐事，我就会想，也许有一天可以和他并排坐着说话，肩膀碰着肩膀。也许有一天和我的朋友们介绍他，讲他所有的好。
后来我的确和他并排坐在一起，一趟飞行，一趟地铁，一餐因为去得晚了所以坐在吧台座上的晚饭。我有时帮他提着公文包，有时代他买简餐，一手靠着地铁上的扶手，另一边的肩膀碰着他的肩膀。
然后我看着他倒下，掩身在一片雪白被单之内，又一次听他说起他的过往。
我从来不知道他对我到底怀着怎样的亲情或是友情，甚至是否真的有那一点我未曾奢望过的感情。但河水再不湍急，我乘着细流徐缓行之，清楚自己爱他，爱着他。
我想，如果需要，我大概可以描述许光明的一生，自从前开始，直到今天的昨天。可我看着桌上白纸黑字排列整齐的他的荣誉成就职称专利，脑中颠来倒去却只是雨夜里的咖啡和三明治。我不愿做那个在葬礼上讲话的人。
“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
“秋天殊未晓，风雨正苍苍。”*
end.
ps. *白居易
pps. 个人向的文就不打水仙tag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