苇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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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刀 请选择性食用。）

36.

黄志雄走的时候还算年轻。

酒精肝硬化，查出来已经到了末期，并发凝血功能障碍。后续的病程发展实在太快，他们努力，却总算跑不过时间。在此之前，黄志雄的酗酒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地停止了一段时间，他也终于在时隔十余年后再次搬进了明楼的居所，重新走进厨房。一双手虽然依旧不平稳，但至少又开始料理食物，菜色虽没有从前的精致，但他们都已经很满意了。

一个拿着法国护照的华裔，在中国只有明楼这个亲近的人。他可以听他毫无保留地说话，他也可以叫他毫无顾忌地示弱，可以一起行走，一起进食，一起生活，互为时间，彼此认知。

他最后的日子里自愿减少了部分镇定镇痛类药物，以保持一天之内大多数有意识的清醒，他珍惜每一秒能仔细注视明楼的时间。身体的煎熬与折磨明明已经到达了顶点，但黄志雄的脸上全是安宁的喜悦。他说，在他不再拥有的时候，他庆幸自己没有忘记。而他觉得自己此刻正爱着，也被爱着，这种感觉于他从来没有像今天一般清晰而强烈过。

他说，这种状态和当年自杀前的体验虽然表象相似，但实质是截然不同的。在此之前，他的每一天都是不知如何是好的生命，被太多难以下咽的情绪塞满却依旧一无所有，而直到近来才真正体会到，没有恐惧其实是一种天大的幸福。他看似依然两手空空，但其实什么都已经有了。他说，到了现在，自己对一切都已经接收良好，疾病只是一种形式，仿佛渡船，送他跨过一片海，然后融入了一切万有。

无论如何，他觉得自己此刻是在真正活着，很感激。

“明楼，谢谢你爱我，给了我重新学习爱的机会。我会永远爱你。”他低低地笑，抓过明楼的手，在他手腕凸起的骨骼皮肤上落下一个轻柔的吻。明楼的面容不再年轻，可一双手却依旧是二十几岁的样子。

黄志雄顿了顿，又补上半句法语：“无论我在哪里。”

说话的人脸上平静又幸福，仿佛已经置身应许之地，草木丰腴，天蓝水净，生灵蓬勃，日色迷人，一俯身随手即可以采集一把新鲜花束。那是明楼在过去的时日里许久以来认为这辈子都或无可能再于他身上所见的笑容。这一次，他嘴角的弧度没有半分苦涩。

明楼曾下定决心，压上此生最大的赌注，即便抱着所有的希望，却也依然不得不承认那些深切的绝望。而到这时，他才方觉得生命之可爱，早已经超越了他以往所有的智慧。

他没有准确定义过自己与黄志雄之间的关系，直到今天。“但是爱人啊，这份爱尚未结束/一如它从未诞生，它也/不会死亡，像一条长河/只改变土地，改变唇形。”*

 

黄志雄没留下什么东西。明楼为他挑了地方，给他叠进去几套春夏秋冬的干净衣服，无所谓新旧，舒适就好。他原本想过把黄志雄的吉他带来，但是当然是放不进去的，于是他将拨片盒放了进去，最后他把从黄志雄身上取下来的那条十字架银链子埋进了他的骨灰中央。他看着那块叫“星光”的伯爵表想了很久，还是把它放进了自己的口袋。

当天下午他把手表送去保养，耐心听着操作者心疼的埋怨，却坚持不更换任何一个零部件，包括已经严重磨损的表带。最后他请师傅在后盖上花体的“Ming Lou”旁边添上了“Huang”。师傅看着他露出意味深长的笑来：“你爱人啊？”

“是，我爱人。”明楼的眼色潮湿而认真。他原本以为凭自己的接收能力，胸腔里堆砌的情绪总会随着时间缓缓稀释流出，可黄志雄离开几天了，他看着面前说话的人脸上的笑意，突然感觉到这些情绪正硬生生地在心脏中心炸开。

他定定神，缓过来，刚道了谢准备付钱，又想起什么似的停下来，然后请师傅在两人的名字下面加刻了一排法语：

“L’amour éternel.” 

永恒的爱。

 

回忆的珍贵就在于它再也回不来。

 

明楼在黄志雄走后翌年去北美讲学。剑桥和巴黎大学知道明教授有出国讲学的计划时都来请他，但都被他拒绝了。他怎么会回欧洲去，那里留着一个人从风采翩然到……的前半生，一个人被现实和生活生生摧残的所有痕迹，他不忍再看，也不敢再看。

他看起来很平静，生活继续，所做的决定安排也都是最合适的。但当飞机落地肯尼迪机场的时候他问自己，这到底算不算是一种出逃？就好像曾经看到书里的five stages of grief，他向来认为无论是denial，anger还是bargaining都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需要做的只是正视depression，然后迈进第五步acceptance。可那一刻他才发现，有些事情说白了，最终走不出来，或更准确地说，不想走出来的，其实还是他自己。

他聪明，所以能在疼痛到极点的时候依旧克制并清醒地发现，对一切事物而言，接纳是一回事，放下是另一回事。他的胸腔里面有太多的深情和执着，悲伤和留恋。他依然是那个刚强的明楼，可以将冷静填满身体，可以促使自己抽离地去面对直至放下所有缠绵不绝的情绪。如果他想，他当然可以大方承认前三种情绪的存在，然后去克服。可是这一次，他知道是自己不愿意，不舍得。所以他对自己说，别强求。

 

明楼在北美停留数年，再回到上海后继续在F大任教。五十岁那年他又一次在讲台上栽倒，被学生叫急救车送进了医院。诊断下来，脑瘤复发，这次是恶性的。

明楼在手术全切完成几期化疗后休养了一段时间，然后回到学校，五个月后肿瘤再次复发。他从学校离职，又一次挺过手术，化疗结束出院后，开始最后整理自己过去几十年间的所有研究与成果。

有一次他偶然在抽屉底层翻出了多年前那次在巴黎手术前写下的遗嘱。如果那一次不幸没能离开手术台，他也在遗嘱里安排好了有关黄志雄的一切。还有一只封口的信封，那是他当时准备留给黄志雄的“最后一封信”。他已经有些忘了那一叠纸张上到底排布着些什么字句，但他知道信封里有当年他们在巴黎的时候留在冰箱上的一言一语，也记得自己写过一页他此生最放纵激烈的抒情。后来没用上，他也终究没能读到。

那时候的他从没想过黄志雄会比自己先走，一直以来计划的也都是如果自己离开，黄志雄应当如何。出院回到上海以后，他也曾以为他们还有至少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可以一起过。而那些在黄志雄突然因为上消化道大出血被送进医院前的时光里，他在桌前埋首工作的间隙，隐约可以闻到厨房里散出来的熟悉又新奇的食物香气，夹着抽油烟机工作的声音。如此安逸实在让他感觉到踏实与稳定，哪里又会去想这些并非假象的日常，这样快就又一次在风中解析，消散而去。

明楼在书桌前摩挲着这只信封良久，终于没有拆开它，只是找出打火机将它点燃了。他不再悲伤，只是怀想，甚至在仿佛看见眼前掠过熟悉的模糊的人影时候还有些莫名生出来的心愉。他爱着他，那影像里的人是清朗而矫健的，裹挟着巴黎晨风中扑打下来的新鲜日光。

纸张在烟灰缸里慢慢化作灰烬，最后的那一点火光即将消失前，明楼转眼看见了那个躺在书桌台灯基座上的银制十字架，它的身上映着一些漂亮的光。

 

那次大手术后，明楼的身体状况平稳地维持了一年四个月之久，然后终于在所有人的意料与祈祷中彻底崩塌，全部指标呈直线下降，肿瘤全身播散。

他五十二岁了，已经可以真正坦然到接受一切并且放下。幸与难，生与死，他人的，自身的，都是。他甚至想过，某种程度上，自己恐怕早已是在等待着这一天的降临。人生而活于世上，很多东西没有入口或出口。可以帮助，可以接纳，可以引领，但不能轻言遗忘、治愈、救赎。

他拒绝住院，也拒绝化疗放疗，于是明镜请了私人医生和护理到家里来，日夜照料，熬煮中药。

明楼在某个凌晨平静地离开，窗外有熹微的光线。来到这一生的尽头，他没有伴侣和孩子，长姐与弟弟们围坐在床边。他的手心里躺着一枚十字架，顶端的圆环里穿着的那条银链子从他的指缝间漏出去，长长地拖到床外，了无生气地垂落下去，似乎被人移动，所以在床沿边上摆动良久，摩擦带出越来越轻微的窣窣响声，终于安静了下来。

在那之前，已经有很长一段日子，他一天之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昏睡中度过，偶尔会有些模糊的意识。他形容瘦削虚弱，脸上戴着输氧管，但即便久卧病榻，醒过来的时候也坚持让护理将他打理得干净妥当。明镜先是无奈，再是悲恸，平静下来还低低嗔骂几句，都这样了还在意好不好看。而后她不再假手护理，亲自帮他打理。

明楼最后一次睁眼，神志尤为清醒。他的视力已经很不好，却还是仔细看了看床边的人，清晰地说了几句话。他问了明镜的身体状况，问了阿诚近阶段的研究成果，问了明台的两个孩子，最后又叮嘱了一遍他其实早已经说过十次有余的重要资料的存放与处置。然后他要过床头柜上的银十字架，把它拿在手里，最终费力地撑着看了一眼，淡淡笑出来，有些恋恋不舍，却因为疲惫很快闭上双眼。他勾着嘴角又陷入昏睡，一睡就是几天，然后再也没有醒来。

 

明楼年轻时有“凭一人之力，对抗漫天毁弃”的庞大理想，他曾自嘲那是青年人不知深浅的狂妄，可后来他的确一人撑起了中国经济学术界的半边天，他和他的成就在整个欧洲和北美学界也都享有无可撼动的荣誉与地位。走过不长的一生，做过那么多的事，为家人，为朋友，为集团，为学术，为事业，为理想，明楼熬尽了所有的能量和精力。到了最后一步，他终于能如愿自私地守着身体里那最深切最温柔的爱，曾令他悲伤疼痛，也曾令他欢愉幸福。

他走了，但他留下的成果会恒久地闪闪发光；经济学界的神坛上，也永远都会有明楼一个位置；不论是在经济学发展史还是在现当代人类文明或社会的进步史上，将来他都会是被反复提起的举足轻重的那一笔。他的亲人会记得他，他的师长会记得他，他的同事同学会记得他，他数之不尽的学生与后来者们都会记得他。

而关于黄志雄，这个似乎已经变得模糊而遥远的名字，唯一记得他的人离开了，或许这世上就再没有人会想念他了。

这两个貌似永远不可能有交集的人，真切而用力地并行过一段路，走走停停，然后各自回归生活、时代、世界带给他们的命运。他们似乎都经历过绝望和虚空，也都曾在悬崖的边缘揭竿而起。

相识是多么偶然，相聚是多么短暂。

人世的苦难不啻为一场希腊式悲剧，根源俱在。不论哪一种活法，真挚的灿烂的撕裂的挣扎的，或是高贵的热烈的透彻的平静的，横亘在他们生命水道前方的死亡，是喷薄的岩浆或碎裂的冰海，最终的归宿是化身灰烬或凝结沉潜，一场场无以为抗衡的必然，又何尝不相类似？

这大概就是力量，精神，和灵魂，它们明明毫无意义却又始终存在的终极意义。

 

但，其实，谁知道呢。或许那是又一场久别重逢的开始，像水滴汇入海洋，像火种归属太阳。

立在人间，抬头仰望，夜空之上，银河中央。如果宇宙不毁灭，数之不尽的闪烁星子里会有那么两颗在接下来的万亿年间相映相随。它们截然不同，却一样有光，一样耀眼，也一样漂亮。

 

end.

ps. *聂鲁达

 

后记

脑洞在Lotus前，最初只是苏楼以及想给黄志雄一个交代，除了这个角色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之后我看的第一个靳老师的角色之外，我也的确是觉得，黄志雄缺一个交代。修道院只是另一种形式的逃避，总有一天，那些带给他宽慰与平静的外壳冰层会化尽的，等到他发现自己真的逃无可逃了，那之后呢？再一次自杀吗？

这个问题是无解的，即便在已经开始正式写这篇文之后的一个月内，我依然不知道。而我也一直认为，如果他们真的有几十年的未来，即便是明楼，可能也有永远无法让黄志雄从自我认定的罪恶里走出来（好吧是我无法从悲剧的必然性里走出来），但他可以让他学会真正接纳自己，与那个为自己所不喜欢的自己和平相处，甚至友好相处。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虽然打下“end”以后从头到尾捋过一遍还是觉得有很多遗憾，还有没讨论到的点，还可以更完整一点的处理，可我也总算是写过了。

所以，真的谢谢所有看到这里的人，写的难，看的也难。对生活而言，救赎、治愈，它们太难了，甚至可能依旧是不存在的。可不论结局如何，重要的还是直面、接纳和相处；珍惜，不畏惧，然后继续行走；如果有可能，还可以学着舞蹈，学着歌唱。你很难想象一个人的一生到底可以承受多少。

其实还有很多想说的，但想了想也不必再说了。Once写完了，我要去休息一阵儿了。

最后附一首也斯的《静物》吧：

 

“本来有人坐在椅上

本来有人坐在桌旁

本来有人给一盆花浇水

本来有人从书本中抬起头来

 

现在他们到哪儿去了？

 

那个随着音乐起舞的人

那个喜欢吃面条的人

那个喜欢喝白开水的人

那个戴着帽子挡阳光的人

 

现在他们到哪儿去了？

 

变成一个分水给陌生人喝的人

变成一个为信仰而停止进食的人

变成一个含着眼泪劝告武警的人

变成一个为朋友去挡子弹的人

 

现在他们到哪儿去了？

 

碾成了碎片

撞成了弹孔

吹成了风沙

撒成了灰尘

 

现在他们到哪儿去了？

 

变成了你我身畔永远的影子

变成了我们每日的阳光和空气

变成了生活里的盆花和桌椅

变成我们总在读的那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