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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到橙子都只看了一集的我 居然还能更出文来…
28.
然后就是处理后事。贺涵办事有他的利落和效率,无论什么情况,无论哪个方面。程序就在那里,一步一步走,切实,认真,也不会出错。墓地看好了,骨灰盒也挑好了,时辰请人来算过。他反驳继而剥离了那么多年,到了这个时候,还是回过头来遵循传统,为父亲守他的最后一夜,在特定的几个时间对着遗体磕头,躬身,屈膝,额头贴上蒲团的粗糙顶边。
那些时候,庄恕都在他身后。也许有些身份意味,但更多的只是为了承接他,给他一个随时倒下都不会磕碰到哪里,因为有一个人必定会稳稳地接住他的空间。
那天他在医院问他,死的人都去哪儿了呢。这个问题他也没有答案,哪怕他也是自小经历死别,哪怕他后来成为外科医生,几乎每天都在送走生命,有太多的境遇来思考和探寻,他依然没有答案。
不会有人能拿到答案的,因为这个答案只在瞬间。方向,穿行,升湮——它们也许可以捕捉,只是无法传达。死者晓得,但生者注定无从获知。
于是那时的庄恕只是抱住他,他的太阳穴贴着他的太阳穴。那是头部最炽热也最脆弱的地方。他们感受到对方神经的跳动,仿佛一种电光火石的交融。
终于,所有的仪式进行到前半部分的最后一段。贺涵看着躺在金属担架上衣着整齐的人,身体再被包裹上层层叠叠的颜色鲜艳的被褥,缓缓,缓缓,进入暗处,紧接着铁门闭合,厅里有刹那的安静,足以听见火焰腾起的声音。他的心脏突然在胸腔中失去了它原有的规律。
贺涵和他的父亲,他们的身体里至少有一半的血液相通,所以他知道,在某些方面他们是一样的,同样固执,坚持,强硬。而这个和他那么像的人,血液停止流动,身体被送进烈火中央,再出来的时候骨骼肌肉将全不复存在,只留下灰烬。
门再一次打开的时候,燃烧的温度犹在,而一个人就这样消失殆尽。他有一些余留,也许可称作是他的本质,却也可称作是丢失了本质的尘土。
家属可以亲自去捡灰,爬上金属台,拿一把小笤帚,一点一点放进骨灰盒里。但贺涵突然丧失了所有的力气,一步没走出去,就差点将手里的东西砸到地上。他父亲生前的妻子刚把那些东西接过去,贺涵的膝盖就一软,突然向后倒去。
庄恕果然稳稳当当地接住了他。贺涵在自己的身体失去控制的当下这样想。
庄恕几乎将他抱住,慢慢坐到椅子上的过程里,他已经看到贺涵的脸色,也注意到了他不规律的呼吸。庄恕旁若无人地保持着这种亲密,一边几根手指捏着贺涵的手腕数他的脉搏,一边有些担忧地等他的心跳渐渐恢复到应有的节奏和速率上。
“因该是一过性的心律失常,没事的。”庄恕的嘴唇就在贺涵的耳廓边,于是将声音放到最轻,声线沉而温柔,但是结实。
“嗯。”贺涵点点头,熬了一整夜,他的确精疲力竭,也就保持着这样的姿势没有动。
这样的姿势暧昧得太过明目张胆,周围已有窃窃私语指指点点渐起。他们都是吴语环境中生长起来的人,即便吴语方言在地区与地区之间多有不同,但听懂理解对他们而言没有任何问题。有些清晰得足以分辨单字的评论语义低俗,非常难听,言语者的认知还停留在未曾更新的传统上。
贺涵抬眼看了看庄恕的神色,知道他听见也懂了,一时有些无奈,只扬了扬脸,和他靠得更近了一些:“对不起。你不介意吧?”
“对不起什么?难道说你介意?”庄恕低声反问他,气流是和暖的宽慰,瞳孔里闪过一点笑意,“你都不介意,我还会介意什么?”
父亲出殡的一路,贺涵和庄恕依然走在一起。他们在传统中行使着背离,保持尊重,也恪守独立。评论中的言语越来越难听,而他们继续如此,相处时的举止不做丝毫改变。他们不在意别人怎么看,不在意环境是否友好,也不希求原本就不理解的人的认同。
庄恕给予了贺涵最心无旁骛的陪伴,话不多,一路安安静静的,却像是撑起一片巨大的温柔屏障。并非隔绝和保护,而是一种恰当的缓冲。冬季的凛冽,日光的灼亮,一分一毫都不会是伤害。和他在一起的时候,贺涵竟然可以没有负担或者顾虑。
也就是在那时贺涵才忽然觉得,他和庄恕,在“我爱你”之外分明还有些别的更重要的。如同在此之前,他从没有太期待过爱情与关系,有则有矣,没有也无妨。他用锋利享受孤独与挑战,计算得失,掌控一切。
只是后来,计划之外庄恕的出现让他觉得没有被冒犯,反而欣喜甚至庆幸;庄恕的存在则让他意识到,从今往后,要是没有这个人,他的外在和心脏都将无处安放。他记得庄恕第一次在黑夜里将他的空间像火光一样点燃的情形,但是现在,他觉得庄恕于他已经更像水更像风。相见本是个偶然,但自此以后,偶然也拥有了它的必然性。
贺涵父亲出殡后,他们在启东又住了几天才终于启程返回上海。贺涵的情绪已经恢复得差不多,这次换他开车,驶上崇启大桥的瞬间,又被粼粼江面晃了晃眼。
他想起什么,在后视镜里看向副驾驶的人,正好撞上庄恕也正通过后视镜看他。他们没说话,只是一起笑开,然后贺涵终于道:“你是上海人,还会说上海话吗?”
庄恕静了几秒,接着轻声道:“听肆听得懂一眼眼,港肆港伐来额。”
贺涵听到对方语音里一丝半缕因为不熟练而带出来的不好意思,突然笑得很温柔:“我也是。上海话嘛,听是听得懂一点,讲是讲不来的了。你比我好,还会几句。”
“小时候身边的叔叔阿姨,学校里的老师,全都讲上海话。以前会得更多,后来去了美国,慢慢慢慢的,就不会讲了。”庄恕回复说,“现在也就剩这么一两句了。”
“我昨天晚上做梦,梦见我们其实早就认识。”贺涵飞快地再瞥了一眼庄恕,“或者至少,我早就认识你。”
庄恕找了一个更舒服的姿势侧身,认真看开车的人:“是吗?我十岁就从上海离开,后来就一直在加州,回国前,除了读大学,其余时间包括工作都在LA。”
贺涵有些感慨:“我八岁来上海,你十岁从上海离开。你十岁起生活在LA,我十四岁那年第一次来LA。”
“也许你说得对。”庄恕笑了,“也许我们在很久以前早就遇到过,上海也好LA也好,时常在擦肩而过。”
汽车跨过江面,驶下大桥,贺涵一只手扶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找到庄恕的左手:“我想到一句话,现在听来已经有些有些俗套的话,是茨维塔耶娃在写给里尔克的信里说的。”
“什么?”
“终有一天,我们会重逢,倘若我们一同被人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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